今年十月跟着专题组去遵义拍长征90周年的稿子，车刚停在红军烈士陵园门口，就闻到满院的桂花香——和重庆秋天的桂香差不多，可风里多了点说不出来的沉。我跟着讲解员往英烈墙走，老远就看见一排青灰色的石碑，像整齐站着的队伍，走近了才发现，每个石碑上都刻着名字，有的笔画歪歪扭扭，有的名字旁边还留着当年刻字时的刀痕。
“杨后宣，13岁，红三军团战士，1935年在遵义战役中牺牲。”讲解员的声音顿了顿，“这是墙上年龄最小的烈士，牺牲时兜里还装着半块没吃完的炒米。”我伸手摸了摸那三个字，石头有点凉，像摸在小时候家里的竹凉席上——可13岁的杨后宣，再也没机会摸一摸1935年的夏天。
那天晚上我在酒店翻采访笔记，看到一组让人心颤的数字：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八万六千人，走到陕北只剩七千多人；二万五千里路上，平均每3天打一场仗，每前进300米，就有1名红军倒下去。我对着手机地图量了量，300米大概是从酒店房间到楼下便利店的距离，是我每天晨跑的半圈，可在1934年的湘江边，这300米是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”的惨烈；在泸定桥，是12名红军战士踩着烧红的铁索往前冲的决绝；在娄山关，是“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”的悲壮——每一步，都踩着战友的体温。
第二天采访当地的老红军后代，70岁的王大爷说，他爷爷当年是给红军带路的向导，“有次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，一个红军战士把我爷爷压在身下，炸飞了他的胳膊，他还笑着说‘大叔，我没事，你赶紧带队伍走’，结果没走到下一个村，就断气了。”王大爷指着烈士陵园后面的山坡：“你看那片松树林，每棵树下面都埋着红军，有的连名字都没有，就立个小木头牌子，写着‘红军哥哥之墓’。”
现在我们总说“传承长征精神”，可到底要传承什么？是13岁杨后宣手里的，是每300米就倒下去的勇气，还是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信念？那天在遵义街头，我看到一群小学生举着小红旗去烈士陵园，其中一个小姑娘仰着头问老师：“红军叔叔为什么要走那么远的路？”老师说：“因为他们想让你们不用走那么远的路，就能坐在教室里读书。”
离开遵义的早上，我又去了一趟英烈墙。阳光穿过银杏叶洒在墙上，“杨后宣”三个字泛着暖光，旁边有个穿汉服的姑娘，放了一束向日葵在墙根下。风把向日葵的花瓣吹起来，刚好落在“杨后宣”的名字上——就像90年前，那个13岁的少年，站在队伍里，看着远方的山，眼里闪着光。
90年了，长征的路早就不是当年的泥路，可那些300米的距离里藏着的故事，那些13岁少年的背影，从来都没有消失。它们在我们每天坐的地铁里，在孩子们读的课本里，在每个升起的国旗下——就像我采访本里夹着的那片银杏叶，叶脉里藏着90年的风，藏着13岁少年的梦想，藏着一群人用生命铺出来的，我们的今天。
